“那家杂志社占了一栋小楼，外表看也不错，但我一进去，从环境布置甚至桌椅的摆放上就看出了不对劲。”施先生描述他第一次进入那家杂志社的感觉：编辑部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不知所云的标语牌，如“杂志内容靠市场，杂志广告靠市场，杂志发行靠市场”、“不要问我给了你多少，而是要问我能奉献多少”云云。“简直废话，是个编辑都知道前面那条标语大写‘市场’两字完事，其余语言全是多余。”办公桌被无缝拼接成两大长条，没见一张桌子之间设有挡板，零星散落的三台电脑使桌面更显空旷。“整个办公场所就像一个大车间，你能够想象在桌前更适合坐着的该是缝纫女工。”
  
　　施先生说那条件并不是“艰苦”，而是“错位”。“关键是那种感觉，已经让你没有了职业感觉。”相反，老板办公室却很豪华，但桌上没有电脑，因为“摆那没用的东西太占地儿”。“尽管老板极力劝说，并夸大海口说高薪，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我的判断是，老板对这个行业缺少最基本的理解，肯定不会尊重行业最基本的规律。”
  
　　“有一个老板进入文化产业，就是不缺钱，缺的只是人才。你开个价吧。”一位朋友挖角江先生。当搞清楚那个投资的老板究竟是谁时，江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就在半年前，江先生的另外一位朋友刚刚从那个老板那里辞职出来，还被拖欠了大笔的工资。当时，这个老板拉他的朋友加盟时口气大的不得了：“我最不缺的就是钱。大不了我还有那么大摊子的实业。”江先生说，人在职场的一个经验就是多方面打探一下老板的人品，让历史告诉未来。当然，还有一点是当某个老板说“我最不缺的就是钱”时，一定要当心，因为企业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应该永远是“缺钱”的。即使真的不缺钱，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竟不谈资金预算，怎么可能呢？
  
　　李萍经人介绍欲到一家公司做财务，但当时看到老板在财务室口述说谁谁开多少工资，财务记录照办。后来听财务说，每月都是老板写条子说给谁发多少工资就发多少，一月一定。“据说没有什么依据，老板随意。我因此决定不去了。”千万不要以为李萍说的是一家小公司，那可是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
  
　　“老板们都是极具煽动性的，不然也做不到今天。所以，我有时候会观察老板周围的人，从他们身上能够判断老板的品位、为人、评判标准、企业文化等很多东西。”
  
　　“我不会进入对我说‘你先来吧，干了再说’的公司。”
  
　　能够绕开陷阱比掉入后再离开显然损失要小得多。从避开陷阱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准，有些甚至因为“个性化”而十分可爱：“留平头的老板的公司我是不进的，因为他们做事往往会太生猛。”
  
　　更多时候，人们能够给你提醒说“一定要先签订劳动合同”、“一定要进入大公司”等等。我们得承认，系上法律这条安全带乘车当然稳妥得多，但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同时成为中国“特色”时，拥挤不堪的乘车人还敢向老板要求安全带吗？并且，“大公司更保险”这个逻辑也并不保险：甚至从某首富公司里离职的高层们也从来没有拿到过补偿费，因为他们同样“走得屈辱”——降薪、调职似乎已经成为必由之路。中国的大老板难道还是小老板心态？对这个问题，显然不宜太乐观。
  
　　“我的老板还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但在这里工作三年了，对于我们要签合同的要求，听到的只有两个字‘等等’。”相信这种现象不能说不普遍。如果说能给我们安全感的公司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没有选择。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职场的风雨飘摇中不让自己的脑袋进水，从而能尽量避免损失。因此，掌握逃离时机远比拿着条条框框去衡量说哪些公司不能进要实际得多。
  
　　但同样请千万记住，在适当时机逃离的目的只是减少损失，它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利益保障得到改善。所以，在进入新的状态之后，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利益。“工资条也能作为劳动合同成立依据”等新规也正在使弱势群体变得强硬——我们将来会从这种强硬中受益。人在职场，原则是——不惹事，也不怕事。